过去十多年，作为一个城市与景观规划设计的教育者、科研人员和实践者，在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平台上，我有幸见证了中国大地上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并有幸去参加了，成为这种巨变洪流的一小分子。以个人角度来回顾和认识这十多年来中国大地景观的演变，以及景观设计学科和实践的发展，是一件每个人能做、且需要做的事，由此能够构建关于这种认识的群体智慧。更确切地说，本文是一段心路历程，是一个面对中国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求索答案的过程。同时必须说明的是，尽管这段历程是以我个人的角度来写的，但这段历程始终是一个团队共同探索的过程，特别是我与同事李迪华老师及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博士生和研究生队伍的共同探索过程，经验和教训都属于整个团队。
从专业角度概括地讲，在经历13个年头的不断探索之后，我坚信，解决中国目前严重的人地关系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
第一，空间规划途径：通过明智的、基于生态学理论的空间规划，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强化并充分地利用其ECO服务能力，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对应于传统的城市规划方法论，我把这一途径概括为“反规划”途径。
第二，倡导新美学的设计：通过发掘和显现低能耗、低排放的设计景观（包括城市、建筑及其环境），改变固有“城市性”的定义，颠覆旧美学传统，而倡导野草之美——一种建立在土地与环境伦理上的新美学。我把这种美学称为“大脚美学”，或低碳美学。
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我关于景观与城市规划设计教学、研究和实践的核心价值观和方法论。而面对空前严重的生态和环境危机，沉重的传统思想和方法论体系包袱，要求我们一定要有一场思想和方法论的变革，我把它概括为“大脚革命”——这也是从专业角度对如何走向“生态文明”的注解。
有关公开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 过去十三年（1997年~2010年），中国的GDP从7万多亿，增长到了近35万亿，翻了近5倍。城市化人口增长了近15%，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了近300万公顷，相当于5个上海；而与此同时，耕地减少了300万公顷，相当于1.5个浙江省的耕地；在这十年中，我们正真看到高速公路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到2009年底，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6.5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行车族在享受四通八达的畅快同时，我们却看到广大的土地被破碎，乡土社区被分离，自然过程和生物流被切割；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完毕，这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主体工程完工，除了建成世界最大的大坝外，中国还有世界上最多的水坝，共计2.5万多座（而美国仅有8 700多座），中国地表水系统发生了毁灭性的改变，大量河流死去；1998年中国经历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洪水（长江洪水位最高，尽管洪水总量不是最大），“严防死守”成为妇孺皆知的口号，于是，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我们正真看到的是百年一遇、五百年一遇的防洪堤牢牢锁住了长江、黄河、珠江，和漫长的海岸线；而同时，我们又看到长江的白暨豚消失了，太湖蓝藻泛滥了，洞庭湖的鱼大片死亡⋯⋯我们同样看到，人类对大地山河控制力的强化并没有使自然灾害减少，相反，自然灾害带来的破坏力却也在近年里更加凶猛，生命财产损失的风险也并没有降低，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年的舟曲泥石流，都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在自然力面前，我们应该有更明智的对策。这十多年里，全球气候变暖的阴影笼罩着全世界，并越来越令人毛骨悚然，如果海平面的上升和沙漠化尚离我们较远而使我们无动于衷的话，当看到发生在眼前的日益干枯的河流、大面积消失的湿地、慢慢地下降的地下水时，我们就不再是杞人忧天了。作为对干旱缺水的应对，我们正真看到南水北调工程在延伸，不久，将成为中国大地上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横跨南北，而科学告诉我们，这并非是处理问题的良方。从1999年昆明世博会开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城市的美化运动可谓此起彼伏，我们正真看到因此而出现的超尺度的公共建筑和市政建设、大马路和大广场，创造了一种以展示为特征、以巨大的土地浪费和碳排放为代价的当代中国式城市景观；2006年初，《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发表，由此，景观巨变的浪潮从城市核心区、经水系和道路网络，在“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名义下，蔓延到广大的乡村和绵延的大地。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大地景观的巨变，五千年未尝有过。
景观是社会形态的反映，是社会的价值观、审美观和整体意识形态在大地上的烙印。从这些大地景观格局与过程的巨变中我们也看见我们社会在学习、在觉醒、在认识人与自然和谐的意义、在领悟生存的线日，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若干意见》，随后，从1999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为改善生态环境做出了实施退耕还林和退耕还湖的重大决策，国土景观因此发生了许多积极的改变；2004年2月16日，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明白准确地提出暂停城市宽马路、大广场建设，尽管城市化妆运动并没有因此而终止，城市景观却因此也成为国家领导关心的议题；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并与2007年党的会议上写入新的党章，同年，在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一个执政党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中国大地景观必将因此而翻开新的一页。
中国的景观设计学科和职业的建设和发展，正是在上述宏大的社会和经济巨变、及其投射在大地上的生动背景上展开的。在有限的篇幅里，要全方面展现这一史诗般的宏大场景，显然很难。我只能从个人的经历，类似于一场大剧中的一个群众演员，来回顾一下自己及所在团队是如何踩着时代跳动的节律，演着自己的角色。
国土生态安全和人地关系和谐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不明智的土地利用和城市扩张使大地生命机体的结构和功能受到严重摧残，使大地ECO的服务功能全面衰退，包括洪涝和干旱灾害频繁、地球生命系统的自净能力变弱、物种消失、城市特色破坏等等。
十多年来，正是针对中国严峻的人地关系、国土生态安全和城市化等重大命题，我自己及所在的团队进行不断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力图在生态科学与景观、城市及区域规划实践之间架起桥梁，使关于生命土地的科学认识在景观界面上体现为物质空间的结构语言，最终使土地利用及城市发展的规划更为科学明智。
认识到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矛盾的解决途径，并不仅仅在量的关系中，而更重要的是在空间格局的关系中，为此，早在哈佛大学就读博士期间（1992~1995年） ， 作为博士论文提出景观安全格局的概念(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试图通过建立关键性的景观格局来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受中国围棋空间战略的启发，本人提出通过对空间中关键性格局的控制，以高效地保障某种自然和人文过程的健康和安全的设想，即景观安全格局，陆续发表在国内外学报上。景观安全格局研究的特点是把水平景观过程作为一系列控制的过程，这些水平过程需要克服空间阻力来实现对景观的覆盖和控制，要达到最有效的景观覆盖和控制机会，就需要占领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元素、局部、空间位置及联系。在中国土地极其有限的背景下，景观安全格局在如何高效地利用土地，特别是对协调保护与土地的开发之间的矛盾具有实际应用价值。1998年以后，又先后主持三项自然科学基金，继续开展景观安全格局研究，并付诸大量的规划实践。这一基础性的方法论探索，为后来关于国土、区域及城市的景观生态规划和生态基础设施网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认识到中国国土生态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部门之间的条块式管理，和单一功能为目标的“小决策”，体现在土地上各种生态过程和景观格局被分裂和破碎。为此，在景观安全格局的理论研究和大量城市与区域景观的规划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本人和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团队系统地提出并完善了生态基础设施概念（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简称EI），用以整合ECO的各种服务，将各个单一过程的景观安全格局在大地上整合成为完整的景观安全网路，并提出建立城市、区域、和国土EI的空间战略。
EI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ECO服务（Ecosystem’s Services）的基础性结构，这些ECO服务功能包括生产、调节、生命承载和审美启智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是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并进一步可以扩展到以自然系统为背景的历史遗产和文化景观网络。正如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具有前瞻性的市政基础设施（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城市生态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的EI。生态基础设施这一名词本身并非本人首次提出，国际上有人曾经用过EI名词，但都只作为一个描述性词汇出现在生物保护领域中。而我们的贡献在于将EI进行了系统且明确的定义，并将其作为整合各种ECO服务功能和遗产保护功能的景观格局，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引导和定义城市空间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现在：（a）将EI与综合ECO服务功能结合起来，强调基础性景观结构的综合服务功能，包括生产、雨洪管理和气候调节、生物保护、遗产保护和休憩及审美等，使EI具有科学的功能衡量指标，提高了国土规划、城市与区域规划，特别是国土生态安全格局规划的科学性。（b）将景观安全格局作为判别和建立生态基础设施的基本技术方法，并与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相结合。（c）将EI作为国土生态安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基础性结构，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与现行国土和建设规划相衔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空间结构。
在这一思想框架和理论体系下，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完成国家环保部委托的科研项目：“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以及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委托的“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以及多个城市和地区的景观安全格局和生态基础设施规划，使我们检验了从国土到区域和地方各个不同尺度的、生态基础设施构建的系统方法。通过包括国土资源部在内的各级部门的积极工作，它们已在不同程度上在国土规划、区域生态规划和各个城市的空间规划中发挥作用。
认识到导致系统性的中国城市生态与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现行规划方法论和规划体制，必须对以“人口-规模-性质”为导向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物质空间规划方法论进行全面的反思。现有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方法（即“人口-性质-布局”模式），并不能使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生态基础设施得以实施，生态与和谐的理想很难在旧的发展规划模式下实现，为此，提出“反规划”途径，提出并实践了从“逆”的规划方法和“负”的规划成果入手，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引导和定义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空间发展。此途径强调：（a）一种“逆”的规划程序——首先以生命土地的健康和安全的名义和以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不是从眼前的开发商的利益和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做城市和区域的土地规划。 （b）“负”的规划成果——颠倒城市建设与非建设区域的图底关系，在规划成果上体现的是一个强制性的不发展区域及其类型和控制的强度，构成城市的限制和引导性格局，而把发展区域作为可变化的“图”，留给市场去完善。这个限制性格局同时定义了可建设用地的空间，是支持城市空间形态的框架。它不是简单的“留白”或仅仅是不建设区，而是维护生命土地完整性和健康的关键结构。（c）综合的解决途径：“反规划”途径试图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保障自然和人文过程安全和健康的综合的景观安全格局，即通过生态基础设施来综合而全面地解决国土生态安全问题、城市环境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特色和形态问题等。经过多年的研究，已形成了一整套可操作的方法和大量案例。“反规划”是实现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和生态城市主义（EcologicalUrbanism）的具体方法论，也是中国当前生态城市规划的可操作途径。“反规划”一经发表，便在城市与国土规划U、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领域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评论，并引起规划界一些权威的强烈。而另一方面，我却看到“反规划”得到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广泛欢迎，我们正真看到北京的总体设计始于“反规划”，深圳大张旗鼓进行“反规划”，还有台州、东营、成都、菏泽等城市的领导，都在“反规划”中找到了走出传统规划死胡同的路径。在发改委主持的中国主体功能区的规划中，我们同样看到“反规划”所起的作用。近几年来建设部从《城市规划编制方法修编》到《城市规划法》的修改，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反规划”思想的影响。最近国土部门的土地利用规划也在认真吸取“反规划”的思想和方法。“反规划”宣告了：是景观生态系统，而非建筑将决定城市的发展形态和特色；是生态过程和格局，而非人口与社会经济的预测和假设，应该并终将决定城市的空间发展和布局。
认识到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些生存的经验积淀为关于人与土地和谐关系的智慧，这便是景观设计学的源头，是一种生存的艺术，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和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却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术掩盖了、了。虽然造园艺术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因此，要确立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艺术，必须拨开云雾见太阳，必须从批判和揭露封建士大夫的传统园林开始。为此，从1997年回国开始，本人对所谓园林“国粹”写了一系列的批判性文章，并同时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园林绿化误区进行了揭露。这种揭露体现在包括对圆明园防渗工程的批判中。传统园林的审美观和价值是当代中国城市环境建设、城市化妆运动等种种误区的重要根源，是新文化思想运动必须、却没有能扫除的封建残余。我的立场是：传统园林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切勿以继承和发扬祖国优良历史传统的名义，赋予遗产以解决当代中国所必须面对的环境问题的重要使命。中国需要新的学科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地关系危机，这门新的学科，即是景观设计学。它在中国另一种传统中找到其源头，这种优秀的传统是关于人与土地关系的生存的技术与艺术，而不是帝王士大夫的园林消遣艺术。这种生存艺术的传统是中国大地之所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真实基础，是丰产的、安全的、美丽而健康的“桃花源”的基础。在当代中国，随着人与自然的平衡被打破，农业时代的“桃花源”在消失过程中，中国民族的生存再一次面临挑战，包括环境与生态危机、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精神家园遗失的危机。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拾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责任。为了能胜任这一个角色，景观设计学必须彻底抛弃造园艺术的虚伪和空洞，重归真实的、协调人地关系的“生存艺术”；它必须在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在寻常和日常中定位并发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虚幻的“园林”中；在空间上，它一定要通过“反规划”来构建生态基础设施来引导城市发展，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谐。正像古代的“风水”格局维护大地自然过程的健康和安全一样，当代中华民族的生存依赖于建立一个能维护生态过程安全与健康的生态基础设施，这因此也将是当代景观设计学的核心内容。
认识到中国之所以城市贪大求洋之风盛行，城市景观庸俗堆砌，根源在于小农意识、暴发户意识和封建极权意识之积垢。不扫除这种积垢，科学理性的、高品味的城市景观就不可能形成，节约型的生态城市就与中国无缘，广大乡村的乡土景观也将得不到保护，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将不可能解决。我们的城市、建筑和景观，如同当年胡适批判过的文言文一样，充斥着“异常的景观”或称之为景观的文言文。
它们言之无物，无病而呻，远离生活，远离民众，远离城市的基本功能需要；它们不但模仿古人，更愿模仿古代洋人和现代帝国洋人。看那些远离土地、远离生活、虚伪而空洞的所谓“诗情画意”的仿古园林，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再施以各种庸俗不堪的、花枝招展的化妆之能事，便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而要扫除封建积垢，创造当代中国的景观和城市，就必须将新文化思想运动进行到底，彻底批判两千年来的封建意识形态，在专业上要批判帝王和封建士大夫的传统造园思想，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回到土地，回到平常，回到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创造新中国的新乡土。这种新乡土是源于中国这方土地的、满足当代中国人需要的、能用当代技术与材料、最有效地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能源与资源问题，也就是中国人的持续生存与生活问题的新景观。
基于对乡土景观和白话景观的认识，我们开展了乡土文化景观的研究，并从中学习。我开始发现乡土景观的魅力是20年前的“风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风水”是一种乡土景观，它不同于士大夫和皇家的建筑和景观，深层的含义乃是其生存的艺术。为此，从人类系统发育过程中的生存经验和民族发展的文化生态经验两个层面对“风水”模式的深层含义进行了揭示，提出理想“风水”模式乃是中国人生物与文化基因上的图式。1998年之后，关于乡土景观的研究扩展到了更广阔的田园和聚落，并更多地与规划设计实践相结合。从研究云南红河地区的乡土文化景观开始，到川西平原乡土文化景观的研究和设计实践、藏区文化景观的研究和设计实践，再到最近针对新农村建设可能带来的乡土景观的破坏，而对广东顺德所做的马岗村规划案例研究，都反应了本人对乡土景观的迷恋。这种文化景观的核心部分是田园，它是一种生存的艺术，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千百年来人类与及自然过程和格局相适应的智慧结晶。它承载了特定地域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的历史，同时也为当代人应对生态环境和能源危机带来新希望。面对新农村建设高潮的来临，我预感到大规模的乡土景观破坏即将来临，于是，当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一出台，便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关于保护和谐社会根基的两项建议，即《尽快开展“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与乡土遗产景观网络”建设的建议》和《关于建立“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的建议》，并获得国务院领导的格外的重视，分别为国家相关部门所采纳，积极推动国家文物局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并注重乡土文化遗产的保护，也积极推动了大运河国家遗产廊道的研究大运河遗产廊道的系统研究，完成了国家文物局委托的首个关于大运河的系统研究项目，继而热情参加大运河的申遗工作，重点完成了大运河山东济宁段的规划工作。
也是基于对乡土景观和白话景观的认识，我们开展了中国工业遗产的研究和改造利用实践。中国的工业遗产长期以来没有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系统，大量看似平常的、生锈而“丑陋”的工业遗产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被彻底毁弃。正像我们曾经不文明地对待古城古街一样，我们正在迅速毁掉工业时代留在中华大地上的遗产。为此，从1999年开始，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和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合作，开始了工业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实践，其中完成了广东中山粤中造船厂的改造利用工作（岐江公园），此后，又主持了沈阳冶炼厂旧址设计、苏州太和面粉厂改造设计、北京燕山煤气用具厂旧址利用设计、上海2010年世博园中心绿地设计前期研究、首都钢铁厂搬迁的前期研究工作，以及大同冶炼厂的再利用设计研究。从众多的成功和失败中积累了经验，同时借鉴国际工业遗产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案例，特别是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在此基础上，本人于2006年4月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关于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建议》，并主要起草了旨在保护工业遗产的《无锡建议》。2006年4月18日，由国家文物局主持，在无锡召开的中国首届工业遗产会议上通过了《无锡建议》，标志着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正式提到议事日程。
随着对乡土文化景观研究的深入，对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中国大地上丰富的线性文化遗产和遗产廊道的研究，也日益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事实上，我们许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的研究课题都与这方面的内容有关。在完成国家环境保护部委托的“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的同时，开展了国土尺度上的线性遗产网络研究，在中国大地上辨识出17条具备极其重大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并保护对全国的文化遗产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遗产线路。与此同时，我们把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的概念扩展到了黄河流域城市的水适应景观研究、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的农业景观研究，使我们的视野扩展到了整个国土和全方位的遗产景观研究。
认识到示范工程的重要意义，本人主持在全国实施了众多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和城市发展的示范工程，它们都曾在国际各大权威专业杂志被广泛介绍、引用和评论。这些示范项目，以其生态性和地域文化特色在国际上多次获得大奖，其中有8个项目获得全美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授予的杰出奖(Award of Excellence)和荣誉奖(Honor Award)，使中国当代景观设计走向世界。这些项目都是针对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环境、能源与资源问题的示范工程，是本人一直在倡导的“新乡土景观”。
这些被国际学术和设计界广泛发表和引用的获奖项目中，广东中山的岐江公园体现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倡导一种尊重乡土文化与乡土环境的新伦理、新美学，化腐朽为神奇，使一处寻常的造船厂旧址，成为广受市民和游客喜爱的新城市景观和游憩场所，并唤起国人对工业遗产的重视；沈阳建筑大学的稻田校园，倡导节约土地和白话景观的理念，把中国农业生产的全部过程完整地、活生生地再现在当代城市的校园中，把景观作为生产的全部过程和体验，让年轻的中国人能感受“耕读”的意味，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浙江永宁公园，通过建立城市的生态防洪体系，整合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倡导与洪水为友的生存艺术，而非简单的工程或化妆艺术；绿荫里的红飘带——汤河公园，倡导如何用最少的人工干预，将当代艺术与生态有机结合，使自然废弃的有效地“城市化”，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系统及其生态服务的完整性，成为节约型城市绿地的典范；而“反规划”之台州案例，则系统地运用“反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城市空间发展规划，实现精明保护与精明增长的有机结合；2010年上海世博后滩公园，获得了今年唯一的一个综合设计杰出奖，该项目将上海的一处重工业棕地，恢复成具有水质进化、洪水调节、栖息地保护和重建，以及具有生产和游憩综合ECO服务能力的生命的景观；天津桥园将一个20多公顷的城市废弃地，通过地形的设计，成为一个城市雨洪的汇集区，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乡土生境，同时给城市居民提供一处充满生机的休憩场所；长达16km长的秦皇岛海岸带修复工程，通过系统的生态工程设计，将昔日被严重破坏的海岸和鸟类保护区，恢复成兼具栖息地保护和旅游休闲功能的海岸游憩带。
实践证明，这些示范工程在推动城市和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特别是推动节约型城市绿地的建设等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并带动了中国景观设计走入国际视野。
认识到在中国现行体制下，生态规划的理念和成果一定要通过城市和区域建设的决策者来实现，使之不得不成为当代科研工作者的重要责任，为此，我和李迪华合著出版了著作《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7年内重印了10多次），并给市长和部长们授课，市、局长以上干部受益者数以万计。如果景观是人类意识和价值观在大地上的投影，那么，通过改变决策者的价值观和环境意识，便是创造良好景观的最有效途径。
认识到单一的科研和项目不足以解决中国系统性的人-地关系危机，而传统学科在应对严峻的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方面有很大局限，重建人地关系和谐的重任有赖于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和大量专业人才，他们必有土地的伦理、系统的科学武装、健全的人文修养并掌握现代技术。这样一门对土地进行系统的分析、规划、保护、管理和恢复的科学和艺术就是景观设计学，更确切地说是“土地设计学”。为此，本人不遗余力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教育培训，这中间还包括与同事们一起创建了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在地理学科下开创了景观设计学理科硕士学位点和风景园林在职专业硕士学位点，由此，极大地带动了全国相关专业的学科建设，并直接推动了国家相关部门新设的景观设计师职业的确立，定义该职业为：协调人地关系，使城市、建筑和人的一切活动与生命的地球和谐相处的科学和艺术。所有上述探索，最终使我走向对土地伦理、价值观、审美观的更深入思考和探讨，这就有了我近两年来关于“大脚革命”的一些文章，并把我关于空间规划的方法论和关于新美学的探索，以及我的一系列规划设计实践，统统归纳为进行“大脚革命”的两条途径：其一是通过跨尺度的空间规划，解放大脚，重建具有综合ECO服务的国土生态系统；其二是通过
十多年的努力，使我深刻认识到，要解决中国严峻的国土生态安全和人地关系危机，必须系统地突破和创新，包括观念、理论、方法、教育体制和人才教育培训模式，甚至包括“科学研究”本身的概念和机制，并投身于社会实践。只有这样才会使“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再造秀美山川”、“创造生态文明”不是空话。这些便是我十多年来之所思所虑者，也是十多年来我之所行所为者。
*感谢十年来与我并肩劳作的李迪华老师和多位同志，感谢与我接力同行而不倦的众多学生，有他们相伴，既无孤独又乐趣无限，上述工作也是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广大师生和数百同仁共同探索的结晶。
